对于今天的年轻人，可能视为不可思议的笑谈。但，作为过来人，每当我们打开这些尘封经历，就禁不住激动和心潮澎湃。因为，这里有我们的热情、磨练、欢乐和成长。虽比不上革命前辈在战火纷飞年代的奉献，但它确是五十年代建校初期的实际，是我们青春年华中“激情燃烧的岁月”！
1956年9月，金秋迎来了新学期的开始。一天晚上10点多钟，我们10位开封第二女中毕业的同学到郑州上学。初次离家外出，真怕黑更半夜找不到陌生的学校呀！刚走出火车站出站口，就看见“一机部郑州机器制造学校”的横幅。同学们立即呼叫着，带着简单行李，雀跃地奔到学校的旗帜下面。大家长出一口气，悬着的心落了地，心中涌出一股暖流，看见旗帜就等于见到了学校！接站的老师亲切地询问“什么专业的、姓名”，然后领着我们上了等候已久的大卡车。大家坐在车上仍然很兴奋，唧唧喳喳地说个不停……车在黑黝黝的夜空中颠簸前进，我们静了下来，伸长脖子向四周观望，象寻找学校，又象寻找仅距家乡70公里的郑州与开封有什么不同的景观。车终于停在一座楼房旁边，楼内走廊里和楼梯拐弯处都有点燃着的蜡烛，旁边还有人不停地提醒大家“小心！”各个房间的门上贴着应入住学生的名单。找遍女生宿舍都没有我的名字，老师安慰说：“不要着急，哪个床没人住，你先住下，明天再查一查。”过几天才发现，我的名字被错编在男生宿舍，而把一位女性文字色彩重的男同学安排在女生宿舍了，阴阳错位，逗得人们皆笑。
第二天，在一位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到学校报到。1956年正是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四年，整个郑州西郊都在新建工厂和学校。刚盖好和正在盖的厂房、楼宇数不胜数，到处是大鸟巢似的脚手架，壮观的景象让人热血沸腾，看得我们这些小女子们眼花缭乱。学校处在田野里，正在兴建中。我们沿着规划中的“路”，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麦茬地里。老师指点着正在施工的建筑工地和空旷的田野说：“这里是教学大楼，这里是礼堂兼餐厅，这里是你们的宿舍楼，这里是……。”原来头天晚上我们住的宿舍，是借第二砂轮厂的，学校所有的建筑都正在施工。
办好手续，领完物品即被带到班里去。插着的牌子上写着班级名称，一位张姓的女老师站在牌子边上，手拿名单接待学生。我去时已有三十几位同学在那里了。张老师让我们放下手中的物品，说：“同学们，来，整理一下我们的‘临时教室’吧！”我们立马卷起袖子，拨出地上残留的麦秆，手足并用地划拉出一块平地。大家席地而座，自我介绍，互相认识。张老师宣布了班干部和团干部名单，一个新的班集体就这样诞生了。
教室在教学楼一层，但二楼正在施工，不时有泥浆和建筑材料漏落下来，极不安全。班干部和老师商量，到露天上课吧，万一伤了哪位同学都不好。经学校同意，同学们搬起自己的课桌课椅，抬着黑板到野地里自选“教室”。有时选址不准确，转眼间“教室”就换了地方。老师上课左望右寻找不到学生，大喊：“XXX班在哪里？”我们女生就趴在桌子上偷偷地笑，胆大的同学站在椅子上向老师招手：“在这里！在这里！”四周都是施工工地，运送建筑材料的汽车鸣着喇叭、提升物资的卷扬机发出单调乏味吱扭吱扭的声音、南方的搬运工人抬着重物喊着有节奏的号子来往穿梭。上课时，同学们东张西望，心不在焉。晴空万里的秋日，太阳晒得同学们趴在课桌上昏昏欲睡。晚自习在汽灯下做作业，蚊虫集聚在头顶上轰叫，怎么也打不走。刮风下雨的时候，师生们无处躲藏。讲课时更有意思，老师们用广东、贵州、湖南、江浙口音授课，学生瞪着眼、竖起耳朵听，不知所云。面对如此不适、想都不敢想的学习环境，加之对新学专业“研磨”一词的无法理解，同学们兴奋激动的心情变得沉闷消极了，埋怨学校八字没一撇，急着招生干什么？！
针对这种思想状况，学校党、团组织积极地做工作，请劳动模范、志愿军英雄来校做报告；带领学生参观已投入生产的棉纺厂和正在建设的第二砂轮厂；学习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有关文件；结合语文课中《谁是最可爱的人》、《筑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中的章节）的学习开展讨论，引导我们生活上应与哪些人相比，学习上用什么标准要求自己，人为什么活着。由浅入深地讨论学习目的和人生观问题。
在“新中国的青年人应该向谁学习，与谁相比较”的专题讨论中，同学们积极发言、讨论，逐步理清了思路。大家认识到，在国家危难之时，志愿军战士毅然跨出国门，保家卫国，他们在严寒的朝鲜一口炒面一口雪，穿着单薄的棉衣，手持简单的武器，硬是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有先进装备的美国兵。三十万优秀的中华儿女牺牲在朝鲜战场上，是他们用生命保卫了刚刚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英雄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和每一位志愿军战士都是我们学习的榜样！纺织厂里细纱车间的女工，每个班次在车间里行走四十华里，她们不怕劳累，辛勤地劳动，为了什么？保尔在寒冷、饥饿、疾病、困倦的条件下坚持筑路成功。英雄的事迹和普通青年工人的奋斗精神震撼着同学们的心灵。与他们相比，差距太大了！现在是和平年代，只是学校的环境和条件暂时不好，就不安心读书，产生埋怨情绪，真是令人汗颜。同为新中国的青年人，却事事处处以自我为中心，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表现，与轰轰烈烈大建设极不合拍。党、团组织在肯定学生们自我批评是进步表现的同时，又提出向建筑工人们学习，他们日夜加班加点，为早日建成学校，给我们创造良好的学习环境而出力流汗，作为学校第一届的学生应该怎么办？同学们讨论的更加热烈，提出“身上打上了学校的烙印，就要做学校的主人，不做匆匆的过客，恰遇学校艰苦创业时期，应该用双手建设自己的家园，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光荣任务”。共青团和学生会积极行动，组织同学开展义务劳动，利用周日和课余时间修路、种树、平整场地、建篮球场。劳动时，同学们你追我赶，大显身手。虽然每次都是汗流浃背、尘土满身，双手磨出茧子，但欢乐的叫号声，善意的玩笑常常逗得大伙儿乐不可支。有了活动的场地，开展组织班级篮球赛，并选拔组建学生男、女篮球队，代表学校与附近的厂矿、院校球队进行友谊赛，拉拉队员为自己的球队助阵，在他们震耳欲聋的的呼喊声中，往往取得较好的成绩。之后，又相继成立文工团，下设合唱队、舞蹈队、曲艺队、乐器队，排练了许多节目，到校内校外演出。文体活动的开展不仅丰富了师生们的业余生活，填补了西郊没有文化娱乐场所的欠缺，同时也培养了同学们集体主义、乐观向上的精神。
专业科主任和二砂的领导，反复讲述研磨工具制造行业的过去、现在、今后的发展及其在机械加工业中的作用。我们这才知道，我国从来没有研磨工具制造业。日本占领我国东三省时，仅在沈阳市郊建了个成型和烧制砂轮的工厂，而制造砂轮的主要原料——磨料炼冶和制粒，日本人却把它建在朝鲜半岛，不让中国人全部掌握其生产技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首先用飞机轰炸了苏联的研磨工具生产工厂（所以当时第二砂轮厂是保密单位，称“402”厂）。大家明白了，研磨工具是机械加工行业中精密加工用的工具，是高精尖机械产品生产的保障。目前的几个小砂轮厂的产品，远远不能满足机械加工的需要。很多品种、规格的砂轮要靠国外进口，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第二砂轮厂预计1958年建成投产，而我们学校的第一届毕业生，到1959年才能毕业。了解了这些情况，大家震动了。在讨论会上，大家沉默了很久，有的低着头，有的目光盯在一个地方一动不动，有的右手撑着头在思考。当有位同学站起来说：“我们用实际行动改变研磨行业的面貌”时，会场上立刻响起了热烈的掌声，表达了我们献身研磨工业的新觉悟。
经过月余的学习和讨论，同学们从懵懵懂懂中清醒过来，好像比刚入学时长大了许多，成熟了许多，心中有了较为明确的学习目的。思想转变了，对待眼前事物的态度也起了变化，课堂上主动与老师配合的多了，百无聊赖观景致的少了。大家努力地辨析老师们的语音和用词，集中精力听讲课，认真做笔记，实在听不懂的内容和语言下课及时询问。各课程选出课代表，加强与老师的联系。老师们尽量把话语讲的“普通”一些，主动与学生接触、交流，增加了师生情感，学生学业大有起色。每天虽往返二砂住地和学区，但同学们说，这是在练“脚力”；校园虽然未建墙围，但哪里的路不平了，操场受损了，树需要浇水了，同学们就像整理自己家里的东西一样，很自然地把路填平踏实，灌溉树木、花草。1956年底，我们终于进入教室上课和在餐厅就餐了，1957年4月住进了自己学校的宿舍。短短的几个月，却给我们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每当提起这段往事，第一届的学生都会兴奋的向人们讲述1956年我们入学时候的那些令人难忘日日夜夜。
学校狠抓教学质量，教师们互相观摩教学，对疑难章节集体备课后上公开课，学生们也积极复习和预习要讲授的内容，以准备老师的提问。为弥补室外上课和刚入学时未能掌握的知识和准备升级考试，同学们抓紧一切时间从头开始复习功课。大家都像在暗中较劲儿一样，你学习的时间长，我比你更长，唯恐落到人后。学校发现教室的每天灯光亮到夜里2～3点钟，一方面教育学生爱护身体，另一方面采取果断措施，教学楼晚10点拉闸，宿舍楼晚10点半拉闸。每当老师在答疑时间走进教室，同学们立即围了上去，提出已准备好的问题，向老师请教。有经验的老教师并不急着一一回答，而是待同学们提的差不多时，把问题归纳一下，将带有共性的问题，在讲台上向大家讲解，个别人不懂的问题，会问附近的同学“他提的这个问题你会吗？”若回答：“会！”，老师就请他给那位同学解释。如果出现讲解有误，老师会及时地纠正错误，把正确答案讲给他们，这样的教学方法，加深了同学们的记忆和理解。良好的教风与学风，就这样一步步树立起来了。
当时的教育部门走的是前苏联的模式，我们学校也不例外，只是在闫云山校长和汪璠教务副校长的管理下，考核学生掌握知识的程度更严格。成绩用五记分制；期末考试和年度升级考试，分别采用全校统考和口试加笔试的方法。首任教务科长伍兆孚，向学生宣布考场纪律和升留级制度，督促大家更加勤奋。记得《高等数学》和《普通化学》是统考，考场设在礼堂，座位分单双行，横竖拉开距离，试卷分A、B卷，有相当数量的教职工监考。光这阵式给考生的压力就很大，500多名学生应考，考场上听不到其他响声，只有紧张的深呼吸声。《物理》考试是笔试加口试，两名学生同时进入考场，五、六位领导和老师坐成一排任考官。笔试题目写在卡片上，集中放在抽屉里。考生进入考场，自己抽取考题后，到设好的课桌上答题，答完题后举手试意，时间不能超过半个小时。老师传阅完答卷后，围绕答题随意提出问题让学生口述答案。记得我抽的是一道电学方面的题目，口试即将答完时，教我们物理的宋学灏老师突然问我：“加速度”的计算公式是什么？他在什么条件下做的实验？这最后一问，顿时使我呆住了。我迅速回忆他讲课时的形象比喻，动作较大的手势，在讲到加速度时，他一手拿支粉笔，一手拿黑板槎，站在椅子上两手高举，轻轻松手使两件物体自由下落时，曾提到：咱们这个实验室不合格，有空气阻力，同学们哄堂大笑。噢，对！我立即回答：“是在真空条件下做的实验。”宋老师手拍桌子哈哈大笑，对其他老师说：“我是考她认真听课没有，急的这女娃子一头的汗。”按照当时学校的考试制度规定，不管主、副课程，凡一门功课不及格者则不准升级。肃穆的考场，考试内容之广泛，侥幸取胜可能性不大，必须认真地、全面地复习所学课程，冷静地应试，才能不遭淘汰。我们从那时就学会了一丝不苟、求学问来不得半点虚假。
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全国运动不断。“反右派”、“双反”，“反右倾”等。政治运动考验每一个人，不论是领导运动的，还是运动的对象或是普通群众，什么样的思想，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认为，做人还是老老实实，对人对己一定要事实求是。懂得了这个道理，你这个一撇一捺的“人”字才不爬下，才站得起来。
1958年大跃进，适逢贯彻“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社会公益劳动的时间大大增加，除正常的到农村参加麦收秋种外，停课在校园内炼钢，修建一二九水库。尤其难忘1958年12月寒冬时节为疏通东风渠（贾鲁河），市里组织大中专院校学生劳动。师生们早5点起床，从地处市区西南角的学校出发，往返三十多里路走到东北隅的挖河工地。站在结冰的泥浆中深挖河道，晚5时收工，走回学校将近9点。泥水浸透了单薄的棉衣，脸、手、脚、腿都皴裂了，手掌磨出茧子和血泡。学校为保师生的健康，在工地搭建临时灶间使大家吃上热饭、喝上开水。食堂派专车天天不重样的送油条、大饼、包子、稀粥、鸡蛋汤。卫生所的医生背着药箱在工地巡诊，发放凡士林护肤。东风渠两岸红旗招展，大喇叭不停地播出挑战书和应战书，表扬吃苦耐劳、进度快的先进班级和个人。各班设通讯员，把本班的好人好事及时报道出来。河底挖泥浆是最冷最累的活，将身强力壮的男同学分成班，轮流干；女生和体质较差的男生沿河岸斜坡向上站成两排长蛇阵，用同学们献出的脸盆，将泥浆传送到堤外。苦不苦，累不累？可以说是又苦又累，可热情高，干劲大。大家嘴不闲着，与相邻班级的同学比赛，相互呼喊着有趣的号子，编着顺口溜、打油诗，出这个人的洋相，打趣那位同学，互相鼓着劲。偶尔抬头看到校长也在我们的队伍中，大家干的更欢了。热火朝天战天斗地的景象真像一幅美丽的画卷储存在每一个同学的脑海中。到12月28日这天终于完成了任务，学校获得了优胜红旗。虽劳其筋骨，但锻炼了我们的意志，培养了我们的集体主义精神，增强了吃苦耐劳、劳动为荣的观念。那种艰苦创业的校风，就是这样诞生的
为培养又红又专、德才兼备的建设人才，学校加强教学管理工作，老师日夜给我们补课，晚自习时间延长到深夜。几门课的任课老师都在教室，辛苦到同学们散去。同学们更加珍惜时光，除课堂认真听讲外，大都练有自学的本领。研磨专业是国内院校唯一设置的专业，教学计划、大纲、教材都没有可直接借鉴的资料，师资也都是由相关专业转行而来，所以，基础课、专业基础课安排较多，为同学们日后获取知识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59年3月，到沈阳第一砂轮厂毕业实习，从磨料冶炼、制粒到磨具生产成品系统地实践，增加感性认识。5月中旬返校学习理论知识，做毕业设计，直到9月底毕业离校。
参加工作后，深感中专水平适应不了科技发展的需要，抓紧一切时间学习。既使在“文革”时期，也悄悄地、系统地学习《高等数学》、《有机化学》、《硅酸盐物理化学》和外语等课程。不断提高文化素养和水平，永不满足地渴求知识，并付出了艰苦的劳动，才使我和我们这第一届毕业生在本职工作中做出点滴成绩。这也是学校培育我们的结果。
尘封记忆的闸门一经打开，那建校初期的岁月往事，犹如春潮般涌了出来，一发不可遏止。没有那时的艰苦初创，就不会有现在的丰满；没有那时的朴实无华，就不会有学校今天的灿烂辉煌。那时，我们没有虚度年华，懂得了怎样做人，活得实在，学得扎实。
峥嵘岁月，一辈子不会忘怀。因为那是永远激励一生的、我们“激情难忘的岁月”！
这是五十年前的尘封记忆。
作者简介:牛传贞 女 原郑州机械专科学校图书馆副馆长,1993年退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