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毕业分配我到“郑州机器制造学校”（郑州工业高专前身）当教员。几经变迁，我担任过机械制造专业的数门基础技术课与专业课的教学工作。在十多年的教学工作中逐渐感到，从校门到校门，从课本到课本的教学生涯，似乎有些不对劲。在备课及讲课中发生问题，只能到图书馆从这本书到那本书中找答案，书读了不少，功夫也下得不小，但往往得不到满意的答案，在课堂上也就讲不出满意的效果。隐隐约约感到从事专业教学似乎应该到生产实践中去进修，补充知识，提高自己，但当时的教学任务极重，周课时最高时曾达到22学时，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正在彷徨之际，机会来了，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将我送进了第二所“大学”。
在一个特定的历史年代，又因非常偶然的机会，从1950年到1956年的六年中，我连续在四所高等院校就读。因此本文中所说的第二所“大学”并不是发给“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学校毕业文凭”的那种大学，而是全靠“自学成才”的劳动大学。
1968年6月，“文化大革命”已进入第三个年头，当时我们这些“臭老九”们正在十八里河公社郎庄大队帮助夏收。某日，“校革委会”一把手下令全体人员立即返校，参加“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从这个时刻开始，“厄运”终于降临到我的头上。随着“运动”的深入，我被“清理”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打入“另册”，成了“牛鬼蛇神”。
尽管说劳动最光荣，劳动创造世界，但不知什么原因，那么光荣的“劳动”又成为惩罚“牛鬼蛇神”的手段了。我们这些被清理出来的“阶级敌人”，开始干打扫厕所、清扫大街、伐树除草、搬运杂物、清理垃圾、疏通下水道等又脏又累的活。
随着“清理”的深入，从革命队伍中清理出来的“阶级敌人”日益增多，“牛鬼蛇神”的队伍不断壮大，不大的校园没有那么多可供惩罚的“劳动”事务，怎么办？学校就将“牛鬼蛇神”全部赶到校工厂（学校有一个颇具规模的工厂，厂内有不少原来供学生实习用的机床设备，又有自己的对外销售的产品）去劳动改造，我从此开始就读于第二所“大学”—劳动大学。
我是学机械制造的，校工厂是机械制造厂，对我而言，不但“专业对口”，而且也不必在大庭广众之下戴着“白袖章”（“革命”者戴红袖章，阶级敌人戴“白袖章”）丢人现眼了，更为重要的是不用担心去农村劳动改造了，我还是感到很知足。
到工厂后，首先是去“最脏最累”的铸工劳动，接着是造型、打芯、合箱、浇注、打箱、清砂等工序都得干。可能因为我个子太小，在铸工作用不大，不久，就将我调到车工车间劳动。当车工得自己独立开一台车床，以前虽在实习劳动时开过车床，但毕竟有实习教师指导，我只是熟悉一下操作，了解一下基本动作就行，不加工什么产品，现在在没有师傅传授，也没有实习期的情况下独立加工标准零件用于产品出厂，压力可想而知。车工的劳动条件虽比铸工要好得多，但精神高度紧张，因为以当时的身份，如若加工出废品或发生设备事故，那可是“政治事件”，是“阶级敌人”在破坏生产，因此如履冰薄。小心翼翼的干了几天后，庆幸没有发生任何事故，心情也就逐渐开朗起来，思想上的压力也稍为轻了一些。
在车工劳动一段后，心中暗想，一则自己是学机械这一专业的，不能让人家看成“草包”，二则也想好好表现自己，为早日获得“解放”回到革命的队伍中创造条件，因此干得很卖力。在提高自己手艺的同时，生产效率也很显著。在车工近二年的锻炼中真正体会到理论联系实际的重要性及其所产生的力量。因为在车工表现好，以后又将我调到铣工、钳工劳动过一阵子。
1970年4月，学校的归属发生了变化，由“第一机械工业部”下放到“郑州市”。虽然文件明确规定“下放后继续办校” ，但郑州市看中了学校工厂的生产规模与生产能力，不久就将学校更名为“郑州第二机床厂”，由事业单位变成了企业单位，属郑州市重工局领导。企业就必须出产品，出效益，因此，工厂就不断的开发新产品，由最初的单一生产台式钻床改为钻床，磨床生产又以内园磨床为主。在此后的几年中，经历了普通内园磨床、半自动内园磨床、外园磨床、万能磨床、研试全自动喷油嘴中孔座面专用磨床的实践。产品投放市场一直生产到今天，仍占领一片市场。
在磨床产品不断提升技术含量的同时，下放在工厂里的“臭老九”们有了用武之地，也为产品的开发研制立下汗马功劳。至于我本人在这段时期内，由工人到技术部门，由技术部门到生产管理部门，再由生产管理部门回到技术部门。在这十多年中，我从工厂这所“劳动大学”的基层工人到高层的管理岗位，学习着每一门“课程”，最终到1980年毕业（自认为各门“课程”成绩及格应予毕业）回到三尺讲台。
当我在“劳动大学”毕业再回到课堂向同学们讲授专业课程时，我深感这所大学没有白上（当然时间长了些，花的代价也多了些），“劳动大学”的学习对一个从事专业教育的教师是何等重要，由于在生产实践中的“摸爬滚打”，我对专业课内容的组织，可以做到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知道要讲什么，怎么讲，可以向学生指出课程内容在生产实践中的应用，怎样处理在生产实践中发生的问题。我讲课不照本宣科，从学生良好的反馈信息中我看到了自己的成功。
二十年的“劳动大学”使我得益匪浅。关于这一历史阶段，各人自有评说，历史自有评说。我则认为这十二年尽管一波三折，坎坎坷坷，但至少我明白了两件事：
一是“一桶水与一杯水”的关系。我刚到教育岗位，老教师们就教导说：“要给学生一杯水，教师应该有一桶水”。初听我很不以为然，认为大学毕业生教中专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是能够把教学内容讲明白的。我讲明白，你听明白不就达到教学目的了吗？但这是照本宣科。你不讲，学生用功去读课本也完全可以达到这个效果。实际上只有教师真正吃透了教材的内容，才有可能把课程讲深讲透，才能让学生学到知识的真谛，在以后的工作实践中能够学以致用，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二是科学技术知识必须与生产实践紧密结合才有生命力，才能学以致用。通过在“劳动大学”的实践，既充分发挥了理论知识在实践中的指导作用，为生产实践作贡献，同时又在实践中进一步丰富了知识，拓展了知识，使知识得以进一步升华，从而达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过渡。
我在我的第二所“大学”就读了十二年，是我人生中风华正茂的年代，是“而立”向“而行”转轨的年代。在“大学”中我奉献了青春，收获了知识，积累了经验。终生难忘的十二年，丰富多彩的十二年！回首往事：有辛酸、有忧虑、有汗水、有泪水、有喜悦，也有欢乐。
值此校庆五十周年之际，我把曾经历的这一段历史和我的体会告诉大家，对与不对请多包涵。
